肝癌一直以来是世界范围内不可忽视的问题。肝癌是全球导致癌症相关死亡的第四大常见原因,在发病率方面排名第六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年度预测,估计2030年将有100多万病人死于肝癌。其中,原发性肝癌以肝细胞性肝癌(HCC)为主。本文将论述HCC的4大不可忽视的问题。
一、肝硬化是HCC最主要的危险因素
肝硬化是HCC的最主要的危险因素,在所有肝硬化病人中,HCC的发病率为每年1%-8%(表1)。
每6个月对高风险人群进行一次HCC监测的建议符合成本效益模型确定的阈值,其背后的原理是HCC大小平均每6个月可增大1倍。例如,超声成像检测不到的直径1cm肿瘤将在6个月内达到2cm,对于这种较大直径的肿瘤超声检测的灵敏度更高,且肿瘤大小仍在治疗适应证范围内。同时,比较监测间隔的研究也发现6个月的间隔期是提高病人存活率的最佳时间。
肝癌高风险人群主要包括:具有HBV和/或HCV感染、过度饮酒、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(NASH)、长期食用被黄曲霉毒素污染的食物、各种其他原因引起的肝硬化、以及有肝癌家族史等人群,尤其是年龄>40岁的男性风险更大。
虽然不常见,但HCC可以在没有肝硬化的情况下发生。不伴有肝硬化的HBV感染仍可导致HCC已成为学界共识。伴有显著肝纤维化的HCV感染和NASH也与非肝硬化性HCC相关。
二、病毒性肝炎的治疗降低了HCC的发生风险,但风险并未完全消除
慢性HCV感染的治愈与HCC事件风险降低71%相关。这是目前为止最有效的降低肝癌风险的方法。活动性HCC的存在与DAA治疗的持续病毒学应答率略低有关。因此,有资格进行肝脏切除或消融,以及在某些情况下进行肝移植的病人,应将DAA治疗推迟至HCC治疗完成后。对晚期HCC病人进行DAA治疗时,应权衡肿瘤负荷、肝功能损伤程度、预期寿命和病人意愿。
三、肝活检并不是诊断肝癌的必要手段
具有典型肝癌影像学特征的肝占位性病变,符合肝癌临床诊断标准的病人,一般 不需要以诊断为目的的肝病灶穿刺活检。对于肝脏超声和血清AFP筛查后发现异常的患者,可采用动态增强CT和多模态MRI扫描检查。
CT或多模态MRI的选择一般 取决于临床环境;不过,一项meta分析显示,多模态MRI检出和诊断直径≤2.0cm肝癌的敏感性优于动态增强CT(80%vs.68%)。使用肝细胞特异性对比剂钆塞酸二钠(Gd-EOB-DTPA)可提升 直径≤1.0cm肝癌的检出率以及对肝癌诊断与鉴别诊断的准确性。
甲胎蛋白(AFP)一般 用于辅助诊断HCC。除了AFP,一些新的肿瘤标志物,如去γ-羧基凝血酶原(des-γ-carboxyprothrombin,DCP),也可用于诊断HCC。这些生物标志物可提升 HCC监测和诊断的敏感性,而且可能在预测预后方面发挥作用。
四、脂肪肝是导致HCC发病率上升的主要原因
全世界范围内,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(NAFLD)相关HCC的发病率呈持续上升趋势。在美国,从2016年到2030年,该发病率预计将增加122%(从5510例增加到12240例)。虽然有报道称不伴有肝硬化的NASH病人可进展为HCC,但发病率很低,每年仅0.1%(表1)。然而,考虑到我国NAFLD患病率估计已超过20%,不伴有肝硬化的NASH对HCC的影响仍值得注意。
肝癌一直以来是世界范围内不可忽视的问题。肝癌是全球导致癌症相关死亡的第四大常见原因,在发病率方面排名第六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年度预测,估计2030年将有100多万病人死于肝癌。其中,原发性肝癌以肝细胞性肝癌(HCC)为主。本文将论述HCC的4大不可忽视的问题。
一、肝硬化是HCC最主要的危险因素
肝硬化是HCC的最主要的危险因素,在所有肝硬化病人中,HCC的发病率为每年1%-8%(表1)。
每6个月对高风险人群进行一次HCC监测的建议符合成本效益模型确定的阈值,其背后的原理是HCC大小平均每6个月可增大1倍。例如,超声成像检测不到的直径1cm肿瘤将在6个月内达到2cm,对于这种较大直径的肿瘤超声检测的灵敏度更高,且肿瘤大小仍在治疗适应证范围内。同时,比较监测间隔的研究也发现6个月的间隔期是提高病人存活率的最佳时间。
肝癌高风险人群主要包括:具有HBV和/或HCV感染、过度饮酒、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(NASH)、长期食用被黄曲霉毒素污染的食物、各种其他原因引起的肝硬化、以及有肝癌家族史等人群,尤其是年龄>40岁的男性风险更大。
虽然不常见,但HCC可以在没有肝硬化的情况下发生。不伴有肝硬化的HBV感染仍可导致HCC已成为学界共识。伴有显著肝纤维化的HCV感染和NASH也与非肝硬化性HCC相关。
二、病毒性肝炎的治疗降低了HCC的发生风险,但风险并未完全消除
慢性HCV感染的治愈与HCC事件风险降低71%相关。这是目前为止最有效的降低肝癌风险的方法。活动性HCC的存在与DAA治疗的持续病毒学应答率略低有关。因此,有资格进行肝脏切除或消融,以及在某些情况下进行肝移植的病人,应将DAA治疗推迟至HCC治疗完成后。对晚期HCC病人进行DAA治疗时,应权衡肿瘤负荷、肝功能损伤程度、预期寿命和病人意愿。
三、肝活检并不是诊断肝癌的必要手段
具有典型肝癌影像学特征的肝占位性病变,符合肝癌临床诊断标准的病人,一般 不需要以诊断为目的的肝病灶穿刺活检。对于肝脏超声和血清AFP筛查后发现异常的患者,可采用动态增强CT和多模态MRI扫描检查。
CT或多模态MRI的选择一般 取决于临床环境;不过,一项meta分析显示,多模态MRI检出和诊断直径≤2.0cm肝癌的敏感性优于动态增强CT(80%vs.68%)。使用肝细胞特异性对比剂钆塞酸二钠(Gd-EOB-DTPA)可提升 直径≤1.0cm肝癌的检出率以及对肝癌诊断与鉴别诊断的准确性。
甲胎蛋白(AFP)一般 用于辅助诊断HCC。除了AFP,一些新的肿瘤标志物,如去γ-羧基凝血酶原(des-γ-carboxyprothrombin,DCP),也可用于诊断HCC。这些生物标志物可提升 HCC监测和诊断的敏感性,而且可能在预测预后方面发挥作用。
四、脂肪肝是导致HCC发病率上升的主要原因
全世界范围内,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(NAFLD)相关HCC的发病率呈持续上升趋势。在美国,从2016年到2030年,该发病率预计将增加122%(从5510例增加到12240例)。虽然有报道称不伴有肝硬化的NASH病人可进展为HCC,但发病率很低,每年仅0.1%(表1)。然而,考虑到我国NAFLD患病率估计已超过20%,不伴有肝硬化的NASH对HCC的影响仍值得注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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